另一种学前教育:校长是卖调料的,校歌是包子(4)
“没有实践那是假的,你越觉得自个了不起,端着,其实你越不懂教育。活生生的孩子难道不是最好的教科书吗?”这是张燕对教育的看法。
从2014年至今,游戏小组已经从家长中培养出了八名妈妈老师,如今撑起小组日常教学的三名全职老师,全部出自家长。她们为孩子写的成长故事、儿童个案,均发表在了日本的“儿童研究网”上。
日本福山市立大学儿童教育学科教授刘乡英,曾多次带学生来游戏小组考察、交流,在她看来,游戏小组从家长中培养老师,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但这些老师却丝毫不逊于正规幼儿园老师,甚至更好,因为她们领悟到了学前教育的真谛——“眼里有孩子”。
夹缝中生存
截至2018年的统计,四环游戏小组服务过的孩子达到人次,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计6240人次,近1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把研究定在小组,共有超过600名孩子从游戏小组毕业。但小组始终不是教育机构,多年在身份、场地、资金来源与政策变动等层出不穷困境的夹缝中生存。
成立伊始,小组因为解决了摊商子女的学前教育难题,曾得到四环市场办公室的支持,允许小组活动在办公室的小院进行,后又提供了一间闲置仓库。可一旦北京举办大型公共活动或遇到大型公共事件,小组就面临“关停”。
最长一次停课和“危机”发生在2010年。接连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引发大规模排查,街道要求市场加强安全管理,由于没有正式身份,市场管理办不愿再承担支持游戏小组的风险,收回了一直提供的免费场地,在当年5月通知小组“无限期关闭”。
被关停后,志愿者和家长四处找空地,分成小队带领孩子们游戏、学习。一年后,找到了大半截胡同的新场地,当时房东开出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,半年起租。这又让小组犯了难,自成立之日起,除了孩子们的学习资料印刷费和给志愿者每人每月20元的交通补贴由张燕从科研经费中拨出,小组几乎是零成本在运行。
此时,家长们主动提出设立“房屋自助基金”,每人每月交150块钱。此时,多亏北京一所语言培训机构向小组捐助了5万元,才凑够了房租。之后的十几年,随着物价和房租的不断上涨,游戏小组的“房屋自助基金”也不得不随之增加,如今为每人每月800元。
这次长达一年多的关停,让小组的几个主要志愿者意识到,小组必须有正式身份。马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,2008年之前小组就尝试过工商注册,可由于市场办公室无法提供房产证而作罢,搬到大半截胡同后,房东为他们提供房产证原件,但工商部门要求居委会出具房屋民转商证明,但居委会说无法开出此类证明。于是,小组又重新努力注册成为民营非营利组织(NGO),西城区民政局社团办告诉他们,因为没有固定场所,小组也不能注册为NGO。马楠记得,当时几个师姐跑这件事,也想过求助母校,挂靠到北师大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,又被告知,中心没有公章,无法挂靠。
身份悬而未决之时,小组的教育理念却先被社会和官方认同。2010年和2013年,四环游戏小组两度发起召开“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”。2012年,小组与北京市教委合作的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项目也正式立项通过,北京市教委委托四环游戏小组对分布在朝阳、海淀、石景山等城乡结合部“山寨幼儿园”的近百名学前教育从业者和志愿者进行培训,推广四环游戏小组的教育理念。2016年,小组入选亚太幼教区域组织(ARNEC)“发展中国家本土幼教创新案例集”,是中国唯一入选的社区儿童公益组织。
2011年,小组向公益组织发展中心(NPI)提交申请,希望进入草根公益组织孵化器。对方要求小组要有固定成员,不能全部为志愿者,此时马楠即将硕士毕业,她决定留在小组,成为小组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固定成员。由于涉及儿童和教育,处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夹缝,孵化并不容易,直到2014年,有公益机构经验的志愿者李远香加入小组,事情才有了进展。
2016年8月,小组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社会组织,官方名称为“四环之友社区服务中心”,以“社区亲子活动”的形式教学。法定代表人李远香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2016年上半年,政策突然“开了个口子”,熟悉公益圈的李远香听说消息后赶紧再去申请,从递交申请到拿到执照,不到两周。才刚拿到执照,政策就再次收紧。“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,小组能申请下来执照是一个偶然事件。”李远香说,“如果错过那个时机,就申请不下来了。”
文章来源:《学前教育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xqjyyj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414/1071.html